【文/克里斯托弗·考德威爾，翻譯/觀察者網 郭涵】

北約的西歐成員國是受到去年俄烏沖突爆發附帶傷害波及最嚴重的國家。它們突然發現，自己的國家利益要屈從于那個最強大盟友的利益。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希望歐洲人拆毀其經濟賴以為生的兩大支柱：從俄羅斯進口的廉價能源，以及向俄羅斯盟友中國出口的先進制造業產品。自俄烏沖突爆發以來，美國的施壓越來越強硬。歐洲很大程度上滿足了這些要求。戰爭初期，歐盟經投票表決，同意對俄羅斯石油實施禁運。德國可以說是歐洲對中國經濟依賴最深的國家。今年夏天，德國政府發布了首份關于對華貿易“去風險”的戰略文件。

這樣做的代價高昂。拿德國來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均預測，德國今年的經濟表現將比任何發達經濟體都要差。德國的經濟放緩當然有許多原因：利率居高不下，供應鏈因疫情與戰爭而受到擾亂，德國的傳統汽車工業面臨來自電動汽車的新競爭。同樣不能忽視的因素是，正如社會學家沃夫岡·施特拉克（Wolfgang Streeck）近期在《美國事務》雜志上寫道：“德國被要求參加的這場經濟戰爭，某種程度上也是對德國自身發動的戰爭?！?

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網站報告預測：德國2023年GDP可能萎縮0.5%

雖然大多數歐洲人將俄羅斯視作家門口的威脅，他們對中國的看法卻不盡相同。今年夏天，歐洲智庫對外關系委員會（ECFR）的一項研究發現，假如美國和中國大陸在臺灣問題上發生沖突，歐洲大陸的大多數人（62%）希望保持中立。然而今年4月，當法國總統馬克龍呼吁歐洲同胞們在中美關系問題上保持“戰略自主”，避免卷入“集團對抗的邏輯”中時，他不僅遭到了美國政客的反駁，也包括部分歐洲盟友的反駁。

過去，當歐洲人需要在極端重要的問題上向美利堅帝國爭取一定的回旋余地時，他們完全可以公開提出這樣的要求。2002年和2003年，時任德國總理施羅德（Gerhard Schr?der）與法國總統希拉克（Jacques Chirac）都曾反對小布什政府的決定，拒絕參加美國入侵伊拉克的行動。如今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導致美國享有基于自身偏好且不受約束的帝國權力？

部分原因是歐洲國家在軍事上依賴美國。多年來，大部分歐洲國家的國防預算占GDP之比遠低于2%。如今他們對美國的軍事依賴程度可能比二十年前還要高。然而，美國試圖為全世界制定規則的做法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而不僅僅是與武力相關。過去二十年來，美國利用了一套全新的、往往難以捉摸的工具組合來獎勵那些幫助它的國家，并懲罰與美國作對的國家。

由于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亨利·法雷爾（Henry Farrell）以及喬治敦大學的亞伯拉罕·紐曼（Abraham Newman）這兩位政治科學家的努力，美國的這套工具組合不再那么神秘。二人上個月出版的新書《地下帝國：美國如何將全球經濟武器化》揭示了自20世紀末以來，美國如何建立起一套機制作為組織全球市場運轉的中性媒介，并從中獲益。

這些機制包括美元和被稱為“SWIFT”(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的金融報文系統，該系統的總部設在比利時，由一個容易受到美國施壓的國際委員會管理?；ヂ摼W時代的興起也幫助美國成為全世界大部分有線電路及基礎設施的所在地，包括當代最重要的云計算中心，如亞馬遜網絡公司、微軟和谷歌公司等。

位于比利時的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總部大樓

現在的美國有能力隨心所欲地監測和影響全球通訊網絡以及供應鏈?！?·11”恐襲事件爆發后，美國主動選擇這么做。它將自己能夠控制的國際體制改造成了一種防御性（至少當時的美國這樣認為）武器，用于“反恐戰爭”。法雷爾與紐曼寫道：“為了保護美國，華盛頓緩慢卻堅定地將正在繁榮發展的全球經濟網絡轉化成一種統治工具?！?

通過四位總統任內的謀劃，美國才終于將全球經濟打造成本國的戰略資產，用于對抗（主要是）伊朗、俄羅斯和中國。小布什任內通過了《美國愛國者法案》（USA Patriot Act），其中第三款的內容旨在防止恐怖分子利用美國的金融體系從事洗錢，但最終卻賦予了美國監管機構對各類外國金融實體采取行動的權力。

至奧巴馬時代中期，美國官員成功地迫使SWIFT系統剔除伊朗的銀行，還通過威脅起訴的方式，強迫瑞士銀行家打破該國有著上百年歷史的銀行業保密傳統。瑞士歷史悠久且利潤豐厚的銀行業名聲就此終結。越來越多美國的朋友與敵人都對這套體系感到恐懼。

特朗普政府繼續大肆揮舞美國金融網絡的大棒，騷擾中國手機巨頭華為公司的計劃便充分體現了這一點。正如法雷爾和紐曼書中的詳細描述，總部在倫敦的匯豐銀行被迫向美國分享華為的數據。接下來羅織的所謂“證據”導致加拿大于2018年在溫哥華非法拘押時任華為首席財務官。2019年，美國國務院試圖賄賂一名被懷疑參與運輸伊朗石油的印度籍油輪船長，敦促他將油輪開到美國可以扣押船只的港口。

在拜登總統任內，美國打破了另一個“911”事件發生前曾長期遵守的信托傳統。美國不僅在從阿富汗撤軍后安排凍結了該國中央銀行區區70億美元的資產，還在盟友的幫助下，于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后凍結了俄羅斯央行的資產（數額是阿富汗央行資產的幾十倍）?，F在美國提出將這些別國的資產用于它認為更有意義的方向：前者用來賠償“911”恐襲事件的受害者家屬，后者用于烏克蘭的重建。

美國決策者將全球經濟武器化的方式，令民主國家很難察覺，更不用說施加影響。民粹主義者對這類精英施加的控制的許多抱怨都是合理的：比如，在意大利和波蘭經常會聽到類似的抱怨，即歐盟如何將成員國拉入后新冠疫情時代經濟復蘇計劃項目的陷阱中，然后在交付資金前附加不講道理的條件。

然而，法雷爾與紐曼批評的最引人注目之處在于——或許這也是其力量的源泉——它并不是一種民粹主義觀點。兩位作者對俄烏沖突的認識——認為俄羅斯在未受挑釁的前提下發動攻擊，其領導人“似乎認為冷戰從未終結”——這樣的看法與美國國務院幾乎沒什么不同。甚至兩人對美國監管帝國的描述也是敘述多過抱怨。兩位作者暗示，如果美國的監管權力被用于服務更有意義的目標——比如說，應對氣候變化而不是捍衛美國霸權，那么他們完全不會對這些做法產生半點擔憂。

無論出于何種目的，將全球經濟武器化已經被證明是美國霸權中一個不可靠的工具。問題在于，自冷戰以來的全球化經濟中，每一個國家彼此之間都在相互交易。那些最有理由擔心美國這種做法的國家已經做出回應，試圖打造一套替代性的方案。過去一年半以來，俄羅斯在面對美西方的全面經濟戰中表現出了頑強的堅持，這可能會被中國或伊朗視作榜樣。相比之下，那些對美國最友好的國家——十年前的瑞士或是今天的德國——卻因為沒有準備好抵御美國經濟層面的武器而蒙受損失。

（原文于10月4日發布在《紐約時報》網站評論版，原標題：“美國擁有一套能夠霸凌其它國家的新工具?！?The US Has a New Set of Tools for Bullying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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