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伊恩·布萊克】

替代方案簡單而殘酷。要么一個民族控制另一個，將他們雙雙置于無休止的暴力之中；要么必須找到一種方式，能讓雙方生活在基于主權共享的伙伴關系之中。

——梅龍·本韋尼斯蒂

一國方案，兩國方案，無國方案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國際上已達成了廣泛共識，中東最持久的沖突只能通過建立一個與以色列并行的巴勒斯坦國來解決——重新回到了1937年英國皮爾委員會首次提出并在10年后被聯合國采納的分治的老想法。

該方案一直都有反對者，包括拒絕承認猶太復國主義或猶太國家合法性的巴勒斯坦人，他們認為分治忽視了納克巴和回歸權，將極度不平等的雙方之間沒完沒了的“和平進程”視為以色列繼續擴張、鞏固和控制的煙幕彈。主張擁有全部“以色列地”，拒絕巴勒斯坦獨立國家并堅稱其已在約旦境內存在的以色列人也反對分治。

奧斯陸長期以來的失敗——其臨時安排從未導向最終協議——大大降低了找到解決方案的可能性。雙方支持兩國方案的人數依舊龐大，但正在縮減。2016年12月的民意調查顯示，55%的以色列人和44%的巴勒斯坦人支持兩國方案，但比起6個月前的59%和51%有所下降。但除此之外，對以前幾輪談判中提出的內容為基礎的永久性詳細協議的支持率，低于對兩國解決方案原則的支持率。

1993年9月13日，美國華盛頓，白宮南草坪，以色列總理拉賓（左）、巴解主席阿拉法特握手。美國總統克林頓站在兩人中間

《奧斯陸協議》中商定的最后一階段，在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第一個總理任期內，是以色列于1997年從希伯倫撤出一部分軍隊。從那時起過了20年，除了阿里埃勒·沙龍的單方面加沙撤離，現狀紋絲不動。從2000年戴維營首腦會議的失敗，交界期第二次因提法達的血流漂杵，埃胡德·奧爾默特和馬哈茂德·阿巴斯領導下的和平進程的短暫重啟，到約翰·克里2014年的最后努力，耶路撒冷、難民、定居點和邊界仍是核心問題。

這些年來最顯著的變化是生活在“綠線”以外的以色列人人數——截至2016年有63萬人，接近以色列猶太人口的10%——這些人生活在約230個未必經過政府“批準”的定居點里。從心理上說，時間的流逝讓人們很難再認為占領只是和平協議達成前的暫時情況，尤其是對巴勒斯坦人而言。

“盡管大多數猶太人聲稱（以非常泛泛且不明確的方式）接受兩個國家的理念，同意將其作為雙方的口號……但他們不接受基于1967年邊界線和其他必要條件的分治以實現和平?！币陨姓螌W家丹尼爾·巴爾—塔爾（Daniel Bar-Tal）在2014年總結道。許多人相信兩國分治的理念已經名存實亡，毫無可信度。巴勒斯坦裔以色列哲學家拉伊夫·茲雷克表示，“在國家地位這一概念喪失其通常關聯的內涵和含義后，‘兩國’對話被以色列中右翼綁架了?！?

內塔尼亞胡，以色列自大衛·本—古里安至2017年在職時間最長的總理，從未解釋過要如何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巴勒斯坦國?！爱攦人醽喓鎸δ切└鼜娪驳娜藭r，他會說‘在我任內這不會發生’，”工黨政治家、《奧斯陸協議》設計者約西·拜林說，“當他與那些更溫和的人談話時，他就會說‘我準備好跟巴勒斯坦人交談了，我致力于實現兩國解決方案’?！?

說到底，這名“利庫德”集團的領導人不準備做出讓步，使這種解決方案真正實現。用內塔尼亞胡自己的話來說，他頂多考慮接受一個未定義的巴勒斯坦人的“低限度國家……而非具有完整職權的國家”。無論如何，這意味著非軍事化和以色列實際控制約旦以西地區。這與任何巴勒斯坦領導人，包括隨和的馬哈茂德·阿巴斯，所能接受的都相去甚遠。畢竟，如阿巴斯和其他領導人一再重申的，西岸和加沙只占委任統治下巴勒斯坦的22%，而以色列已經占了78%。

“不必再問以色列政府是否支持兩國方案了”，經驗豐富的記者阿基瓦·埃爾達爾（Akiva Eldar）評論道：

答案在它通過的法律和推行的法令里，所有人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答案在它宣傳的語言和它所支付的資金中也能找到。一個國家，兩個民族——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在約旦河和地中海之間的土地上逐漸建成。在內塔尼亞胡任內，“種族隔離國家”這個詞已從一個標簽變為實質。

未來任何以色列總理似乎都不可能跨出足以超越內塔尼亞胡立場的一大步，做出重大改變。

從第一次因提法達中令人迷醉的“大衛對抗歌利亞”賦權運動，到1988年亞西爾·阿拉法特宣布獨立，再到馬德里和平會議以及奧斯陸最初幾年的厚望，巴勒斯坦人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尤其是自阿克薩因提法達，以色列重新占領西岸和哈馬斯崛起以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與以色列的談判一無所獲，還在定居點活動增加的同時繼續進行安全合作，以至于威信掃地。這增強了伊斯蘭主義者和另外一部分人所青睞的武裝抵抗的吸引力，同時破壞了民族主義者在以色列旁邊締建獨立國家的斗爭。用一位評論家的話來說，蘇爾塔是一個“失敗的項目”。2015年3月，49%的巴勒斯坦人認為自治政府已經“成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負擔”。

此外，它的失敗還是一場持續的丟人現眼。在過去10年中，自治政府安全部門的增長速度超過了其他任何部門，到2013年——薩拉姆·法耶茲辭去總理職務時——它雇用了14.5萬名公務員中的44%，并占據了全部預算的26%。2017年4月，當以色列宣布建立20年里第一個全新的西岸定居點時——它被隆重命名為“錫安的救贖”（Geulat Zion），位于納布盧斯附近，用來安置從“非法前哨”阿莫納撤離的定居者——巴解組織表示憤慨：“內塔尼亞胡及其極端主義、種族主義的聯合政府依舊堅持其定居殖民主義、種族隔離和種族清洗的系統性政策，表現出對巴勒斯坦人的人權、獨立和尊嚴明目張膽的完全無視?！痹摻M織抗議道。它的言辭激烈，毫不妥協。但自治政府與以色列的合作一切照常。

即便如此，阿巴斯對獲得國際認可這一戰略的追求，也相當于明確承認了與以色列的談判不大可能成功。獨立的巴勒斯坦法律專家們現在反對土地交換——這在戴維營會議期間和之后討論過——這將使以色列保留其大型定居點集團，而且他們認為這對實施任何兩國制的協議都極為重要。而民間社會活動家認為，“抵制、撤資和制裁”組織在結束占領方面的戰略更勝一籌，盡管需要長期努力。旨在增強巴勒斯坦人自立能力的運動，包括通過草根組織推廣有機巴拉迪食品和手工藝品，似乎比傳統政治活動更有效。這些活動將堅忍不拔與非暴力抵抗結合在了一起。以色列對這一抵制運動相當緊張，官方用各種手段加以打壓，包括收集支持者的情報，禁止他們入境，加強有組織的“反非法化”（counter-delegitimization）運動，這表明以色列是認真對待該運動的這種做法的。

雙民族還是一拍兩散？

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兩國方案已經失效，或是壽終正寢，或是瀕臨死亡，或是根本就不可行，因此第二次因提法達以來，關于替代方案的討論越發激烈，一種方案是成立單一的雙民族國家，猶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不論其種族或宗教信仰，在這個國家都享有平等權利。根據以色列—巴勒斯坦聯合民意調查，2017年初，36%的巴勒斯坦人和19%的以色列猶太人支持該方案（但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支持率為56%）。

雙民族主義與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溫和派淵源頗深?！昂推街s”、朱達·馬格內斯和哈什梅爾青年衛士（統一工人黨的前身）都認為確保阿拉伯人同意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存在至關重要。在國際上廣受尊敬的猶太知識分子如馬丁·布伯和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等人表示贊成。但是這個主意在猶太大屠殺和1948年分水嶺之后就幾乎沒有人提了。

鑒于沖突的暴力歷史，雙民族主義是一個極其激進的抱負。這要求以色列放棄其作為猶太民族國家的存在理由，而它不可能自愿如此。猶太復國主義根植于它的基因當中。沒有一個以色列政府承認過巴勒斯坦難民回歸的權利，而猶太人無止境地擔心著以色列和被占領土上阿拉伯新生兒所造成的“人口威脅”。此事引發的不安多年來始終是公眾議論的一部分，但到2014年，在委任統治時期的巴勒斯坦范圍內，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數量確實大致相同——各有630萬人。在如此情況下，人口結構成了安全的同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