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舒明】

20世紀末期以來，美國猶太社團日益呈現出類似于美國社會總體的“文化戰爭”的景象。圍繞“誰是猶太人？”以及與之相關聯的一系列問題，美國猶太教正統派與非正統派之間出現了深刻裂痕和公開對立。在支持以色列、反擊反猶主義等許多議題上曾向外部世界展示內部協調性和組織性、經常能以“同一個聲音”出現的美國猶太社團，此時被稱為“一個分裂的民族”。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猶太教進一步呈現極化趨勢，正統派（以超級正統派為主）與非正統派（以改革派為核心）群體之間走向深度分裂、高度對立和力量均衡，諸如“兩極模式”“一個民族，兩個世界”“兩個猶太教”“部族內部的矛盾”等提法紛紛涌現。

由此，一些學者認為，當今美國猶太人是“雙頭怪獸”：一頭向右，日益變得宗教上正統、政治上保守、狹隘、親以，并經常與共和黨和福音派聯盟；一頭向左，更傾向于自由、進步、世界主義。與此同時，美國社會政治也整體上呈現極化趨勢，突出表現為政黨政治的極化。猶太教極化與美國整體的社會政治極化進程存在明顯的聯動共振、相互助長。

本文致力于探析美國政黨政治與美國猶太社團之間在極化進程中的聯動效應。鑒于美國猶太教群體的極化與美國社會更廣泛的宗教文化領域的極化存在較為緊密的關聯，故本文擬首先探究美國政黨政治極化的宗教文化動力，進而評析美國兩大主要政黨在極化進程中對涉及猶太人、以色列議題立場的變化及其差異，以及猶太教不同教派相關組織對美國政黨政治極化的不同認知和反應。

“文化戰爭”與美國政治的極化

早在20世紀末，關于美國社會政治極化加劇的討論就引起了廣泛關注。圍繞“文化戰爭”“我們是誰？”“紅色國家或藍色國家?”等議題，美國不同的社會群體間掀起了有關道德標準、身份認同和國家特性的激烈爭論，最突出的體現則為政黨政治的極化?！包h派極化深化是過去25年中美國政治最重要的變化”。從“反恐”到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無不被卷入黨爭的議題。

（一）美國政黨政治極化的加劇

在小布什就任總統之時，美國就已經出現了半個國家歡呼而另一半苦惱的局面。在當時的大選中，美國“藍州更藍，紅州更紅”，已經呈現為意識形態極化的政黨政治體系。但美國的兩黨精英中，仍然不乏能為對方接受和包容的成員，承擔著兩黨溝通“橋梁”和“黏合劑”的角色。在20世紀80年代“里根革命”中轉向共和黨的“新保守派”，并不排斥民主黨長期堅持的自由國際主義。以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身份參加2000年大選的參議員約瑟夫·利伯曼，是一名能為兩黨選民所接受的政治中間派。2008年角逐總統的共和黨參議員麥凱恩，則經常越出黨派界限特立獨行，并與民主黨重量級參議員克里、拜登等人交情深厚。

美國政治版圖（紅州與藍州）

經歷了奧巴馬的兩個任期，美國政黨政治極化明顯加速。自1994年到2017年，皮尤中心先后圍繞10個議題進行了7次民調。結果顯示，兩黨在這些議題上的差異在1994年為15%，2004年緩慢增長到17%，然后加速增長，到2011年達到26%， 2017年高達36%。持中間立場的選民在兩黨都呈現萎縮態勢：1994年仍然有36%的共和黨選民持自由派立場，而民主黨則有30%的選民持保守派立場。到2017年，這類中間選民已經幾近絕跡，共和黨員中宣稱自己為自由派的只剩下5%，而民主黨員中宣稱自己為保守派的只有3%。

兩黨選民之間的厭惡感也明顯上升：1994年，親民主黨選民中，表示“不喜歡”或“很不喜歡”共和黨的高達57%（其中“很不喜歡”占16%），到2017年高達81%（“很不喜歡”占44%）；同樣，親共和黨選民表示“不喜歡”或“很不喜歡”民主黨的選民從1994年的68%（“很不喜歡”選項占比為17%）上升為2017年的81%（其中“很不喜歡”選項占比高達45%）。兩黨黨員相互為友的情況也已經非常稀少，身份政治的沖突已經進一步上升為“情感極化”。2016年的大選就是一場亂局，左、右兩翼民粹主義迅猛抬頭，兩黨建制派都受到重創。大選過后，美國社會撕裂，甚至出現了因政治立場而母子反目、手足成仇、朋友絕交的情況。

特朗普時期，美國社會政治進一步形成了“斷層極化”態勢，兩黨出現了政治聯盟斷層、意識形態斷層和文化價值觀斷層。共和黨“特朗普化”，民主黨則走向“桑德斯化”。1%與99%之間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中產階級的持續萎縮，都使千禧年一代的自由派青年人直面黯淡的前景，對以華爾街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嚴重不滿，熱情擁抱進步主義乃至社會主義思潮。左、右翼反建制派的民粹主義勢力牽動兩黨進一步向相反的方向發展。美國政黨政治加劇“部落化”，美國社會政治在多個維度嚴重撕裂、對立隔離和妥協失能。兩黨均奉行身份政治戰略，為自己塑造和展現不同的身份認同標簽。黨派政治極化從此前自發漸進的進程進一步變成一種有意為之的陣營劃分和統治策略。黨派歸屬已經成為影響公眾政治價值觀的最大因素，超過了年齡、種族、族裔、性別、教育成就、宗教歸屬等。

兩黨從精英到基礎選民都呈現加速“兩極化”的趨勢。兩黨選民人口結構差異明顯，共和黨主要受到未受高等教育、福音派、白人、男性選民支持，而受過高等教育、不信教、少數族裔和女性選民更傾向于支持民主黨。兩黨幾乎找不到共同之處，就連對哪些為“基本事實”此類問題也難以達成統一。真相的判定更加依賴利益、情感和價值觀傾向，結果就是虛假不實的信息四處泛濫。兩黨之間的任何辯論都會變成零和式的“部落戰爭”，民選官員的仕途往往受到各自黨內極端勢力的挾持而不得不迎合遷就。黨派歸屬相異的選民鄰里為敵，表達政治信念實際上變成“宣戰”，許多人在大選前避免與其他人談論政治。2021年2月的一項民調顯示，大多數民主黨人視共和黨人為政治“對手”，而大多數共和黨人則視民主黨人為“敵人”。

一再彈劾總統、公開直白的相互輕蔑、大選后的國會山暴動……一幕幕黨爭丑劇在美國一再上演?！懊览麍院媳妵币呀浲懟癁椤懊览麍院虾迖保═he United Hates of America）。民主黨人往往被共和黨抹黑成憎恨美國的“社會主義者”，而民主黨則將特朗普與希特勒相提并論。國會近乎癱瘓，任何議題的辯論和投票都嚴格依據黨派歸屬劃分敵對營壘。連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公共衛生議題，也被高度政治化。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長福奇等倡導推廣的科學抗疫舉措深受黨派立場的影響，在共和黨陣營往往受到質疑、抵制乃至批評，其落實和成效大打折扣。福奇本人及其家人甚至受到極端分子的生命威脅。許多缺乏科學依據的觀點，乃至有意編造的陰謀論和謠言，均在美國大行其道。2021年1月6日，大批支持特朗普的右翼極端勢力發動“占領國會山”行動，在作為美國民主象征的國會山大肆洗劫、破壞，并與維持秩序的軍警發生暴力沖突，尤其令全世界瞠目結舌。

（二）美國政治極化的宗教文化動力

社會政治極化曾在美國歷史上以不同的強度和廣度反復出現。本輪政治極化在強度和廣度上為一個世紀以來所未有，而且，技術、經濟、種族、宗教等多種因素相互震蕩強化、共同驅動。與前幾輪極化相比，文化價值觀因素在本輪社會政治極化進程中始終扮演著關鍵角色，不同陣營之間圍繞如何重新定義美國國家身份和社會特性的“文化戰爭”愈演愈烈，文化價值觀沖突井噴式上升。

當代美國“文化戰爭”，緣起于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社會文化動蕩和自由主義轉向。其一，青年“反文化運動”興起，導致吸食毒品、性解放等離經叛道的行為在青年中大行其道，傳統的社會機制均受到沖擊，“上帝死亡論”蔓延。其二，美國國內的民權運動如火如荼。少數族裔、女權主義、同性戀等此前處于少數派地位的邊緣性群體空前覺醒，要求獲得美國社會的尊重、承認和平等權利。斗爭的結果就是主流社會出現自由主義轉向，逐步向這些少數派群體讓步，賦予這些群體更多的平等權利和承認。其三，推崇不同族裔和群體文化地位平等的“多元文化主義”思潮廣泛傳播。美國推行更加自由開放的移民政策，為來自亞非拉的非白人新移民打開大門。在新移民潮下，美國的族群結構發生了影響深遠的變化。來自拉丁美洲各國的西班牙裔和來自亞洲國家的亞裔人口迅速增長，而長期以來占多數的白人比例持續縮減。預計到2065年，白人占美國人口的比例將下降到46%。

“反文化運動”下美國青年的離經叛道讓保守派深感“禮崩樂壞”“道德淪喪”，宗教保守主義由此抬頭。例如，基督教福音派信徒就從20世紀70年代初的23%上升為90年代中期的28%，成為一股巨大的社會政治力量。而宗教保守勢力的抬頭，又進一步導致自由派和少數派群體的警醒。90年代以來，對宗教右翼的反感、擔憂驅使世俗化加速。60年代至80年代，世俗化人口大體保持在10%～15%，21世紀以來大幅上升為20%～30%。80年代，福音派信徒人數兩倍于世俗派；到2008年，青年人中世俗派已經增長為福音派的1.5倍。世俗派成為一支堪與福音派匹敵的社會政治力量。進入21世紀，美國人已經匯集到宗教圖景相反的兩端，一極為高度信教者，另一極為世俗派。宗教溫和的中間部分已經萎縮。

而民權運動和多元文化主義的擴展，則導致相對剝奪感和受害者意識以及相應的怨憤在白人群體中抬頭。全球化環境下，美國少數族裔群體人口膨脹、地位上升，引發白人藍領經濟和文化地位下降，以致他們產生身份認同崩潰和優越感喪失之感。21世紀之初，關于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ASP）長期主導地位行將喪失、美國傳統國家特性面臨挑戰的深切焦慮在保守派中蔓延。帶有強烈反移民、反少數族裔情緒的白人至上主義、白人本土主義沉渣泛起，助推右翼“民粹主義”抬頭。這反過來又促使左翼激進派興起。種族問題重新凸顯為“文化戰爭”的新焦點。